根據文獻的記載，佛教是經由水陸兩路傳入中國的。陸路經由中亞細亞及新疆到達中國，從漢武帝經營西域以來，這條陸路成為東西交通的要道，後來僧侶往返中印之間走陸路的比海路多，著名的有玄奘法師等。至於海路則經由錫蘭、爪哇、馬來半島、越南到達中國南部的交趾、廣州。如求那跋陀羅、真諦(1)等高僧，就是由這條路線來華的。
(1) 求那跋陀羅、真諦：此二人均由海路來華。求那跋陀羅中印度人，對大乘佛教造詣很深，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（四三五年）至廣州，後迎至建康，翻譯了《勝鬘經》、《楞伽經》等一百多卷佛典。真諦西印度人，應南朝梁武帝的邀請，在大同元年（五四六年）到廣州，兩年後至建康，輾轉游歷蘇、浙一帶，最後回到廣州與弟子專心譯經，有系統地介紹大乘瑜伽行派思想。
這條陸路的交通早於西漢時期，漢武帝為了對抗北方匈奴的威脅，曾派遣張騫出使西域，與西域諸國聯絡對抗匈奴，後經多次遣使與用兵，終於確立漢朝的勢力，打開了西域的交通，此後東西的貿易逐漸頻繁。
當時，在中亞細亞等地，因曾有阿育王派遣傳道使者傳揚佛教(2)，故佛教流行於西域。一般認為佛教傳入中國，是由那些信仰了佛教的商人為媒介。此時的西域諸國，有流行大乘佛教的，也有流行小乘佛教的。但流行於西域各處的佛教，並非一如原來印度的佛教，而是多少滲入了西域文化的色彩，故早期傳入中國的佛教，並非純粹的印度佛教，而是帶有西域的特色的。
(2) 阿育王派遣傳道使者：阿育王（？─前二三二年）意譯無優王。在位時除半島南端外，統一全印度，立佛教為國教。又曾支持佛教進行第三次結集後，當結集後，阿育王派遣傳教師去四方傳佈佛教，把佛教思想傳到古印度各地和毗鄰的國家。甚至還派遣使者遠達叙利亞、埃及、希臘等地傳佈佛教。
佛教傳到西域的國家後，由商隊從絲綢之路傳來中國。但確實的年代則無法確定，歷來不同的傳說很多，有些可信性很低，有些則出於偽造的典籍，期間時代的差距有數百年之多，令後人無所適從。
探究這種情況的原因，主要有兩種：一、佛教傳入中亞細亞後，由於中亞細亞與中國彼此交涉、往還，因而又漸次傳播到中國，故此要尋找出一個肯定的年代是極其困難的。二、魏晉時期佛教的勢力逐漸建立，刺激了道教教團的形成。在兩派勢力均等的情況下，二教優劣的論爭，也就自然形成。在此情況下，佛為了保持其權威性，便須要將傳入的年代說得古遠一些。因此，佛教傳入的各種異說，便在不同的偽書或史冊中出現。
《列子‧仲尼篇》中載說：「西方之人有聖者焉，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丘疑其為聖…」。此西方聖人被指為佛陀，亦即是說佛教在先秦時代已經傳到中國。這當然是假託之說，而且毫無根據，因為《列子》是一本偽書，故此說不能成立。另外，隋費長房《歷代三寶記》卷一中說，秦始王四年（公元前二四三年）西域沙門釋利防等十八個賢人帶來了佛經，但被秦始王查禁了。此說典故來自《朱士行經錄》，此錄乃後人偽作，且《歷代三寶記》的內容有許多有待考證的地方，所以不足以為依據。
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故事中，以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求法之說最著名。記載此事的典籍主要有《後漢紀‧孝明皇帝紀》、《後漢書‧西域傳》、《牟子理惑論》、《四十二章經序》、《高僧傳》等。
這些文獻所記述的明帝求法傳說要點，是永平七年（公元六四年）明帝夜夢金人，在殿庭上飛行，翌日以此事問羣臣，傅毅認為這金人是西方一位名「佛」的神，明帝於是派遣使者張騫、秦景、博士弟子王遵(3)等十八人出使西域，求所夢的金人。永平十年，張騫等於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、竺法蘭二人，以白馬運載經卷佛像回到洛陽，明帝建白馬寺。其後二人譯出《四十二章經》，這是佛教傳入中國及譯經的開始。以上傳說自三國時代即被盛傳，故一直當作事實。但在今天大部份的學者均抱懷疑的態度，並提出許多疑點：第一，感夢遣使一事充滿神話色彩。第二，所說明帝派到大月氏國去求法的使節張騫，是西漢武帝時代的人，且張騫到大月氏國並不是為了求法。第三，求法傳說中所列舉的秦景和王遵等人，在別的文獻中未見出現，歷史上是否有此等人物是個疑問。第四，漢朝尚未正式與西域互遣使節。故明帝遣使求法的傳說，可推想為佛中人藉皇帝的求取而增加本身的權威性。
(3)張騫、秦景、王遵：在較後出的《高僧傳》則改張騫為蔡愔，也沒有提及王遵，並稱秦景為博士弟子。
《三國志‧魏書》卷三十裴松之的注，引用魚豢撰的《魏‧西戎傳》是現存有關佛教東傳較可靠的記載，內容大約說，在漢哀帝元壽元年（公元前二年）博士弟子景盧，從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，口授浮屠經（佛經）。
楚王英是東漢明帝的異母弟，好結交賓客，永平八年（公元六五年）被人誣告意圖謀反。當時明帝下詔命天下，若獻絹則可贖死罪。英獻絹三十匹，明帝以其崇尚黃老、浮屠（佛）當無嫌疑，應退還所獻的絹，以作供養沙門及優婆塞的費用。這件事被公認為東漢上層統治階級信仰儒教、黃老的同時，又信仰佛教的佐證；而且顯示外國僧人不僅已經到達長安、洛陽，還遠達楚王英的封地──彭城（即今江蘇徐州市）進行傳教活動。
綜合以上的資料來考察，在西漢末期，即公元前後，中國人經已開始接觸佛教。至一世紀時，長安、洛陽，以至彭城，也有佛教的流佈。但是應當注意，伊存的口授佛經，楚王英的奉佛，無論如何也只是根據殘存的紀錄，實際上中國人最初知有佛教及皈依佛教，究竟始於何時，則無法確定。但佛教在公元前後傳入中國時，是經西域與中國之間的陸路交通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
佛陀的理法最初是以記憶背誦的方式流傳下來的，但是，由於歲月的累積，教法的內容也隨之增多，造成了背誦的困難。同時單靠背誦難免會產生錯誤或異說，引致教團出現混亂。於是，在公元初年，佛教的經典就開始以文字抄錄來加以保存。恰巧在這一時期，佛亦由西域傳入中國。
中國人雖然早於西漢末年已經知有佛教，但其基礎的確立，則在東漢末葉，有了漢譯佛經開始，在此時期除了流行的《四十二章經》不知譯者外，翻譯佛經較著名的僧人有安世高及支婁迦讖二人。
安世高為安息國王子，父王去世後，他將王位讓給叔父，便立志出家修道，周遊列國。及長，學習阿毘曇並通禪經。在東漢桓帝初年來到洛陽，其後歷二十餘年，專心從事佛經的漢譯，共譯出有《安般守意經》、《陰持入經》、《四諦經》、《轉法輪經》、《八正道經》等三十餘部，均屬小乘典籍。其譯出毘曇及禪經等典籍，對中國佛教的禪觀(4)思想及小乘法相(5)教義的傳入有很大的影響。據說他後來到達南方逃避漢末的戰亂，圓寂於浙江的會稽。
(4)禪觀：即坐禪觀法。指坐禪時修行種種觀方法。「觀」可據大小乘的不同而有異。如小乘的數息觀、白骨觀；大乘的空觀、五重唯識觀等。
(5)法相：指事物的相狀、性質、名詞、概念及其含義等等。
支婁迦讖是稍後於安世高來到洛陽的譯經僧人，他出生於大月氏國，在桓帝末年到達洛陽，於靈帝時期譯出了《道行般若經》、《般舟三昧經》、《首楞嚴經》及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等，共十三部經典。他所譯的都是大乘經典，其中《道行般若經》是中國《般若經》的最早譯本。以上二人，分別譯出大小乘經典，將早期的小乘思想和往後經過發展的大乘思想，一起傳到中國來。當時的中國人，把全部經典視為佛說，而接受下來，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之一。
當佛教傳入中國之時，乃建基於漢族的高文化之上。這種全然不同的文化（指佛教）要傳入與流佈，必先找到與中國人共通的思想和信仰作媒介，方能逐漸被接受。其時，漢代雖盛行儒學，然於儒學以外，尚有一派樂於隱逸生活的，並以老子為宗的道家；在民間也有起源於長生不老及神仙方術的道教流行。到東漢末年，此種迷信神仙、方術、圖讖之風非常盛行，將黃帝、老子神仙化的方士，因善行咒術而獲得世人的信仰。
對於熟悉了這種現象的中國人，看見外來的佛教僧人對佛像燒香禮拜，誦持國人聽不懂的經文，舉行宗教儀式，也就自然視他們為方士之類；那些僧捨棄世俗的生活方式，與道家的隱士相比也沒有多大的分別。由於這種印象，佛教因而視為與黃老同類。所以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同時，又崇奉佛教。從此一事實分析，佛教最初是被當作與黃老之教近似的信仰，而被漢族社會所容受，並發展成日後儒、釋、道三教融和的思想。這是了解中國佛教的一個基本方向。
本文節錄自以下書本第一課：
覺光法師主編：《高中佛學課本》下冊，香港：香港佛教聯合會，1993
下一章：歷代概況